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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川青空 琴声悠悠 李埏先生口述:我与侯外庐、郭沫若等人的学术交往

山川青空 琴声悠悠 李埏先生口述:我与侯外庐、郭沫若等人的学术交往

时间:2018-10-08 作者:中国服装辅料网 来源:www.zgzhs.net
琴声悠悠 李埏先生口述:我与侯外庐、郭沫若等人的学术交往:山川青空,一站到底 刘闻雯 被采访人:李埏  采访人:仲伟民  时间:2004年10月13日上午10点  地点:云南大学李埏先生家  陪伴人员:吴晓亮、林文勋  2004年是《历史研究》创刊五十周年纪念,为此
琴声悠悠 李埏先生口述:我与侯外庐、郭沫若等人的学术交往:山川青空,一站到底 刘闻雯 被采访人:李埏  采访人:仲伟民  时间:2004年10月13日上午10点  地点:云南大学李埏先生家  陪伴人员:吴晓亮、林文勋  2004年是《历史研究》创刊五十周年纪念,为此

  被采访人:李埏

  采访人:仲伟民

  时间:2004年10月13日上午10点

  地点:云南大学李埏先生家

  陪伴人员:吴晓亮、林文勋

  2004年是《历史研究》创刊五十周年纪念,为此编辑部决定出书系列丛书,此中搜罗一部口述史,次要内容是采访与《历史研究》有亲密关系的老作者,我接到的任务之一就是采访李埏等先生。但因为后来编辑部发作了一系列变革,以及我个人的工作调动,口述工作开展不很顺利。虽然如此,2004年我仍专门到昆明采访了李埏先生,李先生兴致很高,访谈停止了约三个小时。回京后,我整理了录音,构成了一个粗拙的文字稿。但难为情的是,因为我的草率,李埏先生的访谈录音以及整理的访谈稿,后来竟然不知所踪,心里非常懊恼。今年年初,接到云南大学历史学院“李埏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”的通知后,我又想起了那次访谈。巧合的是,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,我同《历史研究》原总编辑徐思彦谈及此事,她说她保留有访谈稿,我喜出望外,真是太感激她了!正是她的细心,使这个珍贵的访谈得以重生。如今我略加整理并展示给大家,以暗示对李先生的深情思念!

  仲伟民(仲):今年是《历史研究》创刊50周年纪念,我们想出书一套丛书作为纪念,此中搜罗《历史研究与中国历史学50年——关于〈历史研究〉的口述史》,因为《历史研究》杂志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学50年的历程。先生在《历史研究》发表过多篇文章,与《历史研究》有很深的渊源,而且对这个杂志不竭都很存眷,所以我们想请先生谈谈您与《历史研究》有关的经历和事情。

  李埏(李):我对这个题目问题很感兴趣。1954年《历史研究》创刊,第1期发表了陈寅恪、侯外庐、范文澜先生的文章,还有向达先生的文章。我看了侯先生的文章后,很感兴趣。

  我的恩师是张荫麟先生,我不竭进修经济史,次要是宋代经济史。我到西南联大后,次要还是请他指导。张先生逝世后,我的研究并没有中断。解放初期那几年,运动不竭,底子没有心思写什么论文,也不敢写。后来《历史研究》创刊了,我看到上面有前面几位先生的文章,感觉到《历史研究》还不能否认一切,不是对过去的一切全否认,于是我也想写点东西。在《历史研究》创刊号中,我对侯先生的文章出格感兴趣,因为他涉及的专题和我有关系。那个时候,我没见过侯先生,也不知道他。看了他的文章后,我就想写点条记、读后感之类的。刚好不久后学校要评职称,需要每人提供一篇论文,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,这就是后来关于地皮所有制的那篇文章。

  仲:这篇文章影响很大。

  李:文章写好后交给学校,当时就是为了提职称。后来职称通过了。校党委书记鼓励我们向外面投稿,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刊物,于是我就投给了《历史研究》。当时我什么信都没写,文章也没有挂号,卷起来作为平信寄过去了,想编辑部能收到就收到,收不到就拉倒,本人也不太自信,搞不清楚这篇文章有什么价值。不久,就收到了编辑部的回信,说文章太长了,问是不是能砍掉一些,因为文章将近4万字。哎呀,我写这篇文章用了半个月,修改和压缩则用了一个半月。编辑部要求压缩到23000字,我改成了23200字。寄去后不久,上面派我去参与一个会议,于是我就到了北京。我先去见了向达先生,因为他是我研究生时候的导师。向达先生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,我问先生怎么知道啊。向先生说,有一天,侯外庐先生到历史所二所开会,二所即如今的历史所,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。当时一所是侯外庐当所长,二所也是侯外庐当所长,三所是范文澜当所长。郭沫若先生很少来开会,他忙得很。一二所常常合在一起开会,由侯先生主持。向先生说,侯先生一般平常来得很早,历来不迟到,但那天侯先生迟到了一刻钟还多。侯先生来到后赶忙说,对不起、对不起,今天我迟到了,因为我修改一篇文章,我对那篇文章很感兴趣,一口气把那篇文章看完,成果就迟到了。

  仲:侯先生就是看的您那篇文章吧?

  李:是的。当时有人问是谁的文章,侯先生说,我也不知道,是从昆明寄来的,名字也很怪,叫李埏,不知道是何许人也。向达先生说,我知道这个人。侯先生问,你怎么知道呢?向先生说,我当然知道,他是我的学生。于是,向先生给大家介绍了我的情况。侯先生说,这篇文章我们要用。向先生说,那好极了。

  不久我出差到北京,开教学大纲的会议。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知道我来北京开会,于是他们通知我说,最好到编辑部来一趟。一位编辑拿出稿子对我说,你看上面有很多批语,是侯先生审的稿,侯先生批了很多定见,希望你拿去看一看,你是后代,虚心一点。于是我把稿子就拿回去看,当天晚上看,第二天我就送回到编辑部。编辑问,你怎么改得那么快?我说,我本人的文章,很容易看,当然看得快了。编辑问,你认为侯先生的定见怎么样?我说,侯先生次要有三条定见,但第一条定见我不能接受。侯先生希望我从农村公社讲起,从商周讲起,这个我如今做不到,因为商周我没有研究过。侯先生的定见很好,但假如照侯先生的定见做,我只好三年以后再把文章寄过来。编辑说,不行不行,可不能拖那么长时间。我说,文章要是如今登,侯先生的第一条定见我只好保留,其他我都能照侯先生的定见改,你们要是差别意,那就算了吧。编辑说,这个事情你本人看着办,不外你是后代,你应该虚心一点。

  仲:最后编辑部是不是尊重了您的定见?您还记得那位编辑的名字吗?

  李:那位编辑姓甚名谁,我不记得了。看来编辑部是尊重了我定见,文章不久后就发表出来了。对我来说,这篇文章非常重要。这么说吧,以前史学界,除了云南大学历史系知道有个李埏外,没有谁知道有个李埏。这篇文章出来以后,很多人都知道了云南大学有个李埏。后来我对我的学生说,什么叫成名之作?这就叫成名之作。当时很多人探听,李埏何许人也。有一次我到香港大学,某传授让我探听谁是李埏,我说你不要探听了,我就是李埏,他说我要向你进修,后来我们成为了好朋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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